忽左忽右186 | 扬名阿拉伯世界之路：日本赤军兴亡
点击蓝字 关注「忽左忽右」
扬名阿拉伯世界之路：日本赤军兴亡
以下是本期内容节选，预计阅读16分钟
战后新左翼的兴起和发展
程衍樑
今天录这期节目，首先需要来聊一聊不同的赤军派系的联系，尤其像重信房子所代表成名于阿拉伯世界、由巴解组织支持的国际化日本左派，和过去的日本左派，乃至于和战后日本的新左翼之间的一个联系。所以先需要两位对我们的听众进行一个背景的铺陈。
沙青青
无论是日本赤军、联合赤军，还是共产同的赤军派，实际上它们之间有一个很复杂的传承关系。我们知道，任何国家、地区的左翼阵营都有个特色，就是山头林立、派系众多，战后日本其实也是这样。
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战后新左翼是怎样兴起和发展的。
首先我们都很清楚，日本的左翼力量最早是从日本共产党开始正式发端的。1922年日共成立，今年正好是100周年。日共在日本政治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因为它现在是目前日本国会中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在战前就已经成立，随着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造，日共也有了一个合法地位。
但是对于战后的日本左翼运动来说，其实日本共产党在1955年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如果你熟悉日本政治史，会知道1955年有所谓的“五五体制”，因为社会党统一了，自民党结成了，保守派大联合也形成了。
在这两件事发生之前，1955年1月，日共也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变化。日共发表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翻译过来的名字大概叫《党的统一与其他民主势力的团结》。在这个文件中，日共正式宣告放弃极左的冒险主义路线，也放弃武装夺权的斗争方式，换句话说，要走议会革命的这条道路了，跟欧洲的一批社民党的路线是一样的，搞议会斗争，放弃搞武装斗争和社会运动。
程衍樑
变“修”了。
沙青青
是的。这对日共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导致一批日本的左翼，或者是原来团结在日共周围的一批左翼，对日共这种变修的路线表示不满，有些人开始脱离日共，成为了新的左翼力量。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斯大林被批判的事情，同样导致了日本原来的左翼阵营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分裂。
所以说一批不满意日共放弃武装斗争路线、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日本左翼就开始重新集结，构成了自己的左翼政治实体和社会团体。标志性事件是1958年底，当时一批日本的左翼领袖集结成了一个政治组织，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也被简称为“共产同”。
共产同有两个宗旨，一方面是批判日共的官僚主义，一方面是批判日共的家长制作风，也就是斯大林主义，这套东西构成了一个新的左翼政治力量。但是共产同跟日共不一样，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党的组织，也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决策制度，更像是一个松散的左翼联盟。
之后，共产同在1959年到1960年第一次安保斗争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比较大的力量，集结了一大批左翼干将，这可能是日本新左翼最早的标志性事件和发端。
到了60年代，第一次安保斗争最后无疾而终，《安保条约》也自动更新了，虽然斗争引发的声势很浩大，但最后也没有获得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无非是让岸信介下台了而已。在此之后，“共产同”这个团体就开始逐渐瓦解。
到了1966年，共产同第二次结成，这次参与的主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第一次共产同的结成过程中，当时很多人原来都是跟着日共混的，大多是过去比较成熟的左翼思想家、活动家，或者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这样一批中年代。
但到了1966年，第二次共产同结成的时候，参与者大部分是在读大学生，其中就有我们比较熟悉的重信房子，当时是明治大学的学生，还有共产同赤军派的创建人盐见孝也，当时是关西的大学生。所以第二次共产同的结成是以激进学生为主导的。
在此之后，我们很熟悉的共产同赤军派、日本赤军、联合赤军都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共产同的结成，这些左派组织都与第二次共产同有传承上的渊源。
到了1968年和1969年，共产同内部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斗争。由盐见孝也领导的共产同赤军派发动了一次夺权，这次夺权的结果是，赤军派和共产同的决策层发生了分裂，赤军派逐渐独立成为了一个激进的学生武斗的左翼派别。
中东世界与日本赤军
刘怡
就整个中东世界而言，日本赤军在中东主导、策划了两起重大事件，1972年的特拉维夫卢德机场扫射，1974年的海牙人质劫持事件。日本赤军通过吸引日本成员加入并去执行的这种方式，壮大了“巴人阵”（“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乃至整个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声势。
但是，一方面只有重信房子等极少数人参与了“巴人阵”的领导层的策划活动，大多数执行者只是一个工具人，另一方面，从1972年和1973年开始，整个中东政治的基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首先，慕尼黑奥运会事件之后，“巴人阵”和其他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为了宣示自己的政治诉求和政治意图，武装袭击平民的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普遍谴责，这导致这些组织很难在巴勒斯坦和中东国家以外的地区去招募执行者。
另一个更重大的变化是1973年的“十月战争”，也即第四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争标志着中东政治的主导权重新回到中东国家的手中。在这次中东战争期间发生了石油禁运事件，埃及和几个欧佩克（阿拉伯产油国组织：OAPEC）的主要成员国在这次事件当中重新登场，并主导了中东政治活动的主流。
不仅如此，1974年，巴解组织内部也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也就是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阿拉法特通过一种新的较迂回的方式，代表法塔赫去跟“巴人阵”竞争巴解组织的主导权。
一方面，“巴人阵”前后搞了三四年的劫机和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但另一方面，在巴解组织内部，“巴人阵”也对法塔赫造成了压力。
法塔赫通过两条路线形成了对“巴人阵”的抗衡。首先，法塔赫进一步介入了黎巴嫩的国内政治，所以就有了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爆发。其次，阿拉法特后来能成为巴勒斯坦的领导人，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武装抵抗者，而且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权术手腕的政治家。
1973年的十月战争之后，在巴勒斯坦的本土革命家当中，阿拉法特第一个提出，可以接受巴以“两国方案”——以1967年战争之前的实控线（实际控制线）为巴勒斯坦国界，与以色列并存。
这个背景是，1969年，在著名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喀图穆会议上，会上提出了阿拉伯国家在跟以色列打交道时的“三不原则”：第一、不接触；第二、不建交；第三、不准谈任何领土问题。对于很多阿拉伯国家来说，这个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跟以色列打交道的禁令。联合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禁令使得得巴以冲突永久化，出台了安理会第22号决议。
而阿拉法特第一个突破了“三不原则”并提出：第一、可以接受两国方案；第二、可以以1967年战争之间的实控线作为国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领土上，建立一个比较小的巴勒斯坦国。阿拉法特在1973 年到1974年之间进行了一系列跟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的非官方代表的外交活动，最后促成了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亮相。
虽然这种巴以和解的势头随着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爆发而变得不复存在，但是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one and only）代表的形象，以及他在巴解组织内部的领导权，在1974 年之后就永久性地被奠定了。
再来之后，从1974年开始，一直到1987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之间，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人的象征和领导者的地位都无法再被撼动。在这种情况下，“巴人阵”进行的个人的恐怖主义和袭击活动，实际上已经无助于提升“巴人阵”在巴解组织内部乃至整个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影响力。所以从 1974年前后开始，虽然“巴人阵”一直存在，在巴解组织内部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取代法塔赫、成为巴解组织内部最大势力的努力，在1974年之后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
沙青青
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插曲。当时浅间山庄事件的最高负责人，警察厅长官后藤田正晴，在70年代的时候还去过一次中东，见过阿拉法特。
当时后藤田正晴跟阿拉法特说到日本赤军的问题，他说你这样让我们日本政府很难办，我们把这些人变相地驱逐到了国外，结果你把他们训练成了恐怖主义分子，这个事情你还是要负有责任的。并表示，如果日本赤军不停止对日本政府和国民的军事行动，日本政府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当时阿拉法特听完后藤田的话，就回了一句，大概意思是说，日本赤军的很多行为都是他们自发地为了巴解组织的事业而做的，我又不是一个全能的怪物，没办法控制他们的行为。当时后藤田听了之后，也表示非常不屑，就反驳他说，你就是一个全能的怪物，所以你有权去制止他们的行为，他始终觉得阿拉法特的答复非常的不坦率不真诚。
刘怡，《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沙青青 （微信公众号：13号埋立地）